《岁月欢:中国传统节日中的四时欢》 黄元琪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当然并不是说《岁月欢》就无可斟酌挑剔。如释“年”仅以周代丰熟为义项,而略去夏“载”、商“祀”和远古“岁”的丰饶意涵,就可能阻断年节谱系性仪式的发生学意义上的一些根脉。再如将古代的正月初六前造动物而初七造人的神话寄植于女娲,不知语出何典?至于春联源起,原本是后蜀主孟昶不满学士辛寅逊的联语,亲自撰写并悬挂“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遂成为史书记载的第一幅春联,而辛之所写,只不过初拟被弃,成为未完成状的联语案头本而已。若真说成“孟昶每个除夕命学士在桃符上题字”而后才亲自动笔,那春联的起源恐怕要另说了吧。
在我的印象中,不少有分量的岁时年节著作,多立足于传统的文本叙事,庄重沉着,比如,从历代官方与社会精英的文本与图像叙事中梳理,从田野作业中特别是口述传统中呼应与补充,从而重构岁时年节的整体轮廓与仪式细部,进而展示岁时年节的整体风貌与文化空间。黄元琪则异军突起,一声长笛,灵秀悠扬。她长袖善舞,调转重心,镜头直对时下,聚焦民众的节庆生活本身。或许,作者如此命名,旨在说明只是写节日的四时欢而不及其他。那又何尝不可呢?更何况她写欢本身却也并非轻旋律浅节奏飘逸轻柔,而是执着沉稳,厚重阔远,甚至不无忧伤的低音起伏。真可以说时间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刷新日常感,缘启好奇心。这就自带新鲜感了。
壹
呈现当下性,着意节日的现在进行时
《岁月欢》的亮点之一,就是立足当代,将节日感融入现实的生活之中。在这里,着意撷取眼前的波澜,观赏可以衬映的山色林涛,天光云影,即便偶有追根溯源,也沉浸下来,以烟火味、透地气为自家独有的面目和亮点。显然,作者是将坐标系立于现在进行时,所拓展的衣食住行歌舞等所有象限,都从时下原生态的节日语境延伸开来。
从文本叙述层面,文本多以直通地气的叙述句式呈现具体的生活意象与感觉。
传统傣族孔雀舞 图片选自《岁月欢:中国传统节日中的四时欢》
这里,不是历史言说那样乐于抽象概括,也并非新闻报道那样目标端直的直奔主题,而是有着相对厚重细腻的感知与描写。其笔势摇曳多姿,收揽所见、所听、所闻、所触和所想的细枝末节,尽量让原生态的生活色彩、音响、线条和味道等进入字里行间。如序言所写兰溪的中秋节一瞥:“月光温柔地在小溪流中流淌,村民们鱼贯而出,在柚子上插香,一家家敲门、作揖、祝福平安。明明夜晚的村庄路灯昏暗,但一轮明月却足够照亮每个人的脸庞。”如此截取细微的直觉,没有纯理性的抽象与阻断,却有着心往神追的高远与温馨。因这里既有情致洒脱的俯瞰式目光,又有善待一切的淑世情怀。仿佛现象美学家那样,只是听,只是看,只是感受,暗含更多的感悟却不说破,让博大幽远的节日情境得以无遮蔽呈现。如此单纯到一片澄明是不容易的。世间所有快乐弥漫开来的不就是单纯吗?如同婴儿的微笑,恋人的依偎,母亲的絮语……节奏又是从容到惬意的舒缓,如月下轻音乐荡漾,如山间云朵升起。
与此同时,从叙述视角层面,还在于作者以实地采访与考察为由,将自己直接融入所叙的语境之中。
这就有了多维的视觉:既是外来人,旁观者,描述的主体是他者,所述有相对的客观性,新奇性;又是亲身参与者,体验融入者,所述有情境的真切感,发之于内的情感性;还是事后追述者,此时此地此情此景的文字叙事的全能掌控者。且不说敏感而起伏的情绪自然融入,多向度的叙事视角彼此组接而预留的空白,也为文本的摇曳多姿平添许多意趣。
如序言所写“我记得在云南深山中,布朗人迎接完太阳后一路跳歌回村。队伍走得很慢很慢,经常前行三步便停留在原地跳舞唱歌。人们接力用布朗族特有的调子唱歌,每个人唱完一段,就有人豪爽地灌他翡翠酒,所有人都齐声叫好。大家高举插满鲜花的竹幡,米酒抛洒到空中庆祝。我在不远处等候队伍前行,一点也不着急,享受地看着寨民们浑然忘我的快乐。那份快乐随着清风拂在我的心头,我完全忘记了所有现实中的压力与烦恼,只是微笑地看着他们。一时之间,我分不清自己是不是误入桃花源的那个人。那些传统习俗明明还在民间留存,它们的感染力能让人如此喜悦与平和,为什么我们不去在意它们呢?”这里,没有浓得化不开的知识点阵,而是烟火味浓郁的歌舞言笑、村舍氛围。看似平凡却又跌宕,言笑晏晏而余味深长。慢节奏不是空壳的口号,而是驻足微笑,看,听,欣赏,空间如绿树撑一伞浓荫,时间似湖水停泊云天。欢乐不知身何在,歌舞醉心如梦游。在读者也欣然接纳,因其并非身处庐山之外的指点言说。
从叙述文本来说,还在于节日的主人公都有自己的故事。
桃符 图片选自《岁月欢:中国传统节日中的四时欢》
我们看到,不同节日都聚焦相应的主人公,且都有着相当时间长度的故事,都有久萦于怀的憧憬和脚踏实地的践行。或传承技艺,或展示才智,或追求爱情,或振兴村庄,或争为优选者……在这里,不只有散文细腻的笔调,更有类似小说的情节推衍与细节雕刻。一个个如电影呈现我们眼前:金华木版年画的传承人黄先生,既欣慰东南亚时依然火爆的订单,又遗憾江南难有往昔年画的盛景,更担心这一千年遗产就此断绝;而做桂花糖年糕的谢老则全身心投入于尝试机制古老年糕的品控上;肖公巴哈尔节上,阿布拉江叼羊大赛夺魁而胜不骄,篝火晚会表白受挫却败不馁;玉依香姑娘连年在傣族每年取水少女选拔中败北,终于心想事成并获得了甜美爱情;桑刊节上小伙子岩温罕或歌或舞或酒或泪,对改变家乡而早逝的妻子仍不思量自难忘;中秋节在潮汕的惠玲姐弟惨淡经营着传统的金漆木雕,仍以与马来西亚的叔父彼此思念为慰安;侗族大歌的贵娘与俊哲在歌赛的演出与欣赏中,有着幸福的当下与甜美的回忆……
面对有故事的人物,面对测不准的命运感,就文本而言,在目的未达之际,就不露声色地预设了欲罢不能的悬念,而途中任何点滴的波澜挫折,读者的心弦难免微颤而不能超然于物外。就主人公而言,有期待,有欣然自赏,有遗憾,有忧伤。如同春花秋叶,欣欣生意,自然而然地萌生,绽放,更会化为春泥更护花……而这一切又都笼罩统摄于节日欢乐的氛围之中,成为直击人心的音色浑厚意蕴深沉的交响曲。如此以生活的坐标系描述节日之欢,不也就吻合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是生活”这一宽厚的美学命题吗?
贰
剪辑节日现场,秀出图像叙事
《岁月欢》的亮点之二,面对同一对象,文字叙事的同时,各章节也巧妙配图呼应,嫣然一幅幅色线光影交织焕彩的图像叙事。
母子兔 杜焕焕 图片选自《岁月欢:中国传统节日中的四时欢》
值得关注的是,这里的图像,既不复制传统书卷中的线条勾勒,也不拷贝远在画室的美术家色彩涂抹,而是节日现场真切的情境剪影。我们知道,文字叙事只能在无限逼近事物特征中唤起联想与想象,而不能再现事物与情境本身。而图像叙事却有文字叙事所难以企及的直观性、现场性和全面性,且有将三维物体经聚焦方式叠印在二维纸页如在目前。图文辉映,恰似舞台二人唱,彼此默契配合,却也无妨自家面目。图像穿越文字而无遮蔽地呈现生活的原生态,变时间艺术为空间艺术,瞬间把握所在空间的轮廓与细部;而文字叙事则着意所指,能补足图像所缺的清晰叙述线索和复杂意义的表达方式。因文字抽象符号易于穿透性剖析,更易于理性境界的提升。如此异质文本的碰撞,既有联想与想象的张力,又有一目了然的清爽,两两相悦,避短扬长,使得这一著述平添胜于前人的一个新向度。
在这里,图像叙事中的物件,便以正视图或近似正视图格局,郑重其事地推出。窗前的屠苏酒瓶,色如翡翠形似元宵又似饺子的清明果,色黄形圆味美的月饼,米白枣红裹叶绿的粽子……无一不是独幅满篇,大特写般突兀而来,惊喜而来。如此美味,色香味意养型如此饱满欲出,惹人禁不住津津潜液的渗涌,更有一种神圣幽远的联想。它就是节日仪式的核心元素,就是节日底蕴积淀的活态形式!试想哪一个节日没有标志性的礼仪食品呢?哪一个节日食品没有弥漫着吉祥温馨的文化氛围呢?
在这里,图像叙事中的环境景物,往往从脚下到天边,广镜头满版满幅地推出。那富有地域特色的房屋外观,那过年挂满腊味的屋檐,那绿意盈盈的水田,那小沙弥来去的寺院,那浩瀚的湖泊,那亘古的雪山,那辞旧迎新的冰河……一旦摄入镜头而折叠入书,所有景致便顺心如意成为特殊的节日文化空间。
在这里,图像叙事中的人物,都是邻里街坊,芸芸众生,没有身份的加持,没有业绩的铺垫,没有级别的门槛,从祈水的少女,到弹奏乐器的姑娘,从轻抚马头准备叼羊的小伙子,到抬官轿上的儿童……大都以符合正身律的造型特写的镜头呈现。通常情况下,他们可能只是长镜头扫视下的大多数,只是鲜亮色彩的朦胧陪衬,只是沉默幽远的背景,而这里却出以清晰的个性主体形象。这,就是有思想有深度的图像叙事。人本性的庄严以敬畏的镜头自然呈现出来。
与此同时,图像叙事又以其特殊的蒙太奇结构滋生张力。譬如当下的屠苏酒图与古代歌咏屠苏酒的诗文碰撞,便有时间穿越相融的浑然之感;而那剪纸红艳艳的通灵剔透更是直逼读者曾经的视觉阅历;同时,剪纸与桃符、春联、门神年画不同视角的拍图,掀开年节氛围神秘喜庆的一域;中秋月、八月桂和月饼异质碰撞,形断意连,辽阔与精致兼容,烘托出中秋时空博大的文化空间;还有木版年画中的灶神、门神、财神等与时下年节扮演的财神相对并出,让人顿生天地人神同时在场之感;古代留存至今的锦囊压岁红包与现实中精彩红纸的压岁红包同质异构的呼应;多样精致的泥人玩具与博大浩渺的绿荫山水屋塔云天对应,它们看似相对,其实彼此接纳了对方;草本花卉点缀山川也点缀衣裙,悠悠的岁月雕刻着历史的年轮也震荡着青春的旋律……图文互饰之外的图像对谈,便可见出流逝中习俗历时性的同中之异,或者共时性的异中之同。这一切的一切,都衔接为传统与当下、人与环境的链条亮点,融汇而成古今一体的浑融语境。
颇有意味的还在于,图像叙事多幅连缀仿佛连环画,既是空间建构的呈现,也是事件(工艺或仪式)程序的再现,情感的线索自然融入其中。譬如木版年画的印制过程,工具的揭示,自成图像谱系。或者说,这一组图的叙述逻辑,就在于同一空间内呈现了一个技艺连续性的时间。而此时此地与技艺流程,或许就是历代祖先一再复现的场景。看似容易却艰辛,古今穿越疑是真。在这里,传承激活并打磨着智慧,时下的活生态展演有着厚重的历史投影。谁能说这时间不是叠加?这空间不是叠加的呢?同样来看前呼后应的图谱,馕的打制、餐桌的摆设罗列和客主的欢宴,既宣示空间性的餐饮仪式,又定格时间性的节庆过程。在这里,文字叙事的时间流程,图像叙事的瞬间呈现,彼此蒙太奇碰撞,看似平淡的事理逻辑便似中子击破临界面,迸射出可以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感受到字里行间欢乐之潮的真切涌动。
叁
以点带面刷新视阈,着意中国节日的开放结构
《岁月欢》的亮点之三,虽说文本只切入节日欢乐一个侧面,但整体有了全新的格局,即呈现出中国节日的开放结构。
相异于一般同类著述多聚焦于以汉族为主体的节日,若仅读目录或粗览文本,直觉是汉族与少数民族节日各占其半。这里依次写春节、肖公巴哈尔节、清明节、泼水节、桑刊节、端午节、中秋节和侗年等。如此排列组合,形式上的线索是作者自己考察访谈的时间与轨迹,以及岁时春秋的顺序。而在深层来说,则是对中国节日开放结构的书写与确认。
由于偏重于活态的中国节庆语境,偏重于历史遗存在生活中的呈现,文本着眼博大却从细微写起,便轻易展开了开放式结构。作者随着旅游与考察的脚步而步入一个个村庄,一家家庄院,一个个亲似家人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似乎仅仅是品其食、观其舞、听其歌、赏其画、穿其衣、乐其乐,却也串起了古与今的文化脉络,串起了汉族与少数民族携手并肩的节日狂欢。
众所周知,中国最大的节日春节并非汉族所专享,泼水节也并不为傣族所独有。譬如除汉族外,每个节日往往有二三十个民族融入其中:共享春节的还有藏族、彝族、蒙古族、壮族、布依族、满族、侗族、白族、土家族、傣族、黎族等;过清明节的,北方有满族、赫哲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和锡伯族等;南方有壮族、侗族、彝族、白族、畲族、苗族、瑶族、黎族、水族、京族、羌族、土家族、纳西族、布依族和普米族等;过端午节的,还有满族、蒙古族、藏族、苗族、彝族、畲族、锡伯族、朝鲜族、土家族、达斡尔族等;同度中秋节的,还有侗族、苗族、壮族、傣族、黎族、满族、朝鲜族、高山族等;刻板印象中泼水节似傣族专属,其实也为阿昌族、布朗族、佤族、德昂族等所共享;而叼羊比赛,则是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等多个民族节日狂欢的传统仪式……这样,一本书看似区区八章,仅写几个节日,其实却象征甚至囊括了中华民族全部节日的全新视阈。从南而北,自东而西,四两拨千斤,这就是覆盖全中国的传统节日。这样的《岁月欢》,说得出,叫得响,拿得起,放得下,真是入其内则身心沉浸,出其外则深情回望啊!
这样笔势也放开了,不同的民族在节日文化建设上也有各自的贡献与拓展。在宁波有蒸年糕祭天地祭祖祭神的广场祭祀仪式;肖公巴哈节有纵马叼羊、桑刊节泼水的狂欢仪式;布朗人有堆沙塔、泼水节有少女取水的祈愿仪式……所有这些,无一不是拓宽节庆文化空间有意味的形式。更有意义的是,各个民族节日的仪式形神互通,心有灵犀,仿佛深层根脉相连的枝干萌发的鲜花翠叶。如布朗人迎接太阳的仪式与汉族传统的守夜、爆竹贺年仪式,莫非同质异构吗?侗年新年最高餐仪的酸汤鱼,与汉族半坡以来鱼图腾不是深刻吻合吗?为获取“年年有余”祈愿而餐桌鱼盘甚至是木雕鱼,更不用说木版年画胖娃娃抱鱼的年画?塔吉克新年餐桌上簇拥大馕而象征春来人间的七种食品,不也与汉族传统立春的五辛盘同质同构吗?神州共欢乐,天涯心相通。虽或说汉族节日多家庭团聚,却也有群聚打年糕的广场、聚船观剧的湖泊与祭祀先贤的江河语境;而少数民族节日多广场狂欢,却也有家庭团聚的融融乐乐。看似日常朴实自在的周旋揖让,却又衔接着生产、生活与人情礼势的高格调生存样态。细细琢磨便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相亲相和,触及心灵的柔软之处而心境澄明。恰如作者所说:“自古以来它都是一种治愈的力量,不知不觉中抚平人们生命中的褶皱。”
值得注意的是,《岁月欢》所述的每个节日,如作者所经历的每个地方,她都在亲切温馨的氛围中自然融入,无论个体或群体,都是自由与欢乐的组合,没有外在的权威,没有等级的规制,没有异样的拘束,有的是发自内心深处的自由歌唱,圣洁的仪式,有的是岁月更新的期待与梦想,节日的欢乐仿佛神仙的手指触到任何一处都熠熠生辉。人们焕然一新的服饰是净化仪式的初始,而理想的境界将随着刷新的年岁姗姗而来。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民族,只要在节日里相遇,彼此无设防地接纳,笑容灿烂如太阳,心心相印仿佛兄弟姐妹一般。说到这里,我甚至觉得书中首页的照片似可作为全书意境的象征,那是作者以灿烂的笑容与章朗老寨迎太阳的队伍手臂相挽。其实写节日如此狂欢,它的价值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会过分,因为它对一个想象共同体的凝聚力不难看出。更新的岁月,引我们上升。因为它既是各美其美色彩浓郁的多元节日,又是美美与共的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5日 11版)
东西问 | 易华:“西风东渐”,人类东西方交流如何走出“青铜之路”?******
中新社北京1月5日电 题:“西风东渐”,人类东西方交流如何走出“青铜之路”?
——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易华
中新社记者 孙自法
两千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影响深远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开通之前,东西方交流交往有没有一条通道?会是什么样的通道?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易华认为,丝绸之路开通之前东西方就存在一条广泛交流的青铜之路,是青铜之路诱发了丝绸之路。青铜之路如何诱发丝绸之路并推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易华研究员近日在北京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此进行分析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青铜之路是如何形成的?青铜之路和丝绸之路相比较,两者各有什么特点?相互间是何关系?
易华:考古研究表明,欧亚大陆公元前三千纪开始进入青铜时代,起源于环黑海地区的青铜技术随着人群迁徙向周边传播扩散,并且同羊与羊毛、牛与牛耕、马与马车等技术传播密切相关,最终形成一条联结东西方交流交往的路径,我们称之为“青铜之路”。
青铜之路将欧洲和东亚纳入上古世界体系,丝绸之路又加强了东亚与中亚、南亚、西亚、欧洲的联系。大体来说,丝绸之路主要是一条由东向西的技术与文化传播之路,是“东风西渐”;青铜之路则主要是“西风东渐”,是一条由西向东的技术与文化传播之路。青铜冶铸技术,对东方来说是“引进吸收再创新”,并在商周时期发展形成青铜礼器制作巅峰。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的商周后母戊鼎。商后母戊鼎是已知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器,是商周青铜文化的代表之作。侯宇摄两者先后相继而方向相反,正是青铜之路诱发了丝绸之路,然后丝绸之路取代青铜之路。青铜之路证明中国吸收了诸多先进要素,丝绸之路表明中国对人类作出独特贡献。只有将丝绸之路与青铜之路相结合,才能全面系统地理解欧亚大陆文化交流与互动历程及其文明形成过程。
中新社记者:您刚才提到青铜之路将欧洲和东亚纳入上古世界体系,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体系?古代中国在该体系中占据什么地位?
易华:考古和历史研究表明,人类社会经历过三个或三类相似又互异的世界体系,分别称之为现代世界体系(约公元1500年至今)、中古世界体系(约公元初年—公元1500年)和上古世界体系(约公元前3000年—公元初年)。
英国考古人类学家安德鲁·谢拉特(Andrew Sherratt)提出青铜时代世界体系概念,认为史前中国是一个相对独立自主的文化体系,是欧亚大陆世界体系中半分离组成部分。最新研究表明夏商周三代中国已经进入到青铜时代世界体系:夏代东亚处于当时世界体系的边缘,但到了商周时期,中国就已发展成为东亚文化中心。安阳殷墟是青铜时代世界性都市,可与同时代西亚赫梯王国首都哈图沙和北非埃及新王国首都底比斯媲美。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和古中国四大文明古国,实质上就是青铜时代世界体系四大中心。
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最常见的冷兵器铜戈。王中举 摄青铜是公认文明标志之一,青铜冶炼制造技术大同小异,青铜工艺或青铜器却百花齐放因时因地各具特色。中国历史上,青铜也是继彩陶、玉器之后第三波艺术浪潮。其中青铜工具、兵器、车马具和装饰品与中亚、西亚一脉相承,体现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的共同性;而青铜礼器则大都模仿陶器如鼎、鬲、甗、豆、尊、盉、壶、盘又有所创新,继承了东亚独特礼乐传统。先秦时青铜礼乐器空前繁荣,青铜铃、铎、铙、钟、镈、钲、鼓、錞于齐全。曾侯乙编钟就是空前绝后的代表。如果说环黑海地区是青铜艺术初澜,传入西亚、北非是第二波,普及中亚、东亚就是第三波高潮。商周时期青铜艺术波澜壮阔,表明东亚已经是青铜时代世界体系中心地区。
中新社记者:青铜时代世界体系中,东西方文明如何通过青铜之路交流互鉴?东方的玉崇拜和西方的金崇拜之间有何互动影响?
易华:东亚新石器时代可以称之为玉器时代,中国玉器已有近万年历史,红山和凌家滩、良渚文化堪称中国玉文化高峰,玉文化是中国文化独特底色。而在西方,西亚及附近地区金崇拜亦源远流长,青铜时代以黄金为标志的青铜游牧文化广泛传播;金不仅是西方文化象征,亦变成了欧亚文明共性。通过青铜之路,本土起源玉石文化与外来金属文化融合形成中华文化“玉魂金魄”双螺旋特征,谱写出一曲辉煌灿烂的“金玉交响曲”。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的良渚文化的玉琮。田雨昊 摄随着青铜时代到来,黄金开始出现于中国,其后发展传承至汉唐盛世时,金玉已结下不解之缘,汉语中有很多包含金玉的词语,如金声玉振、金缕玉衣、金玉满堂、金口玉牙、金风玉露、金枝玉叶、金科玉律、金玉良缘……这种影响一直持续至今并且还将持续下去,2008年北京奥运会、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奥运奖牌“金镶玉”设计就是典型东西文化融合延续。
某展览展出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金镶玉”奖牌。田雨昊 摄中新社记者:您对齐家文化研究颇为深入,请问齐家文化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青铜之路上有何重要意义?产生的影响有哪些?
易华:从冶金考古、植物考古、动物考古、卜骨决策、陶器、玉器和墓葬等方面对齐家文化与二里头文化进行系统比较,可知两者时空接近性质又大同小异,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如果二里头文化是晚期夏文化,齐家文化就是早期夏文化;如果二里头文化是商文化,齐家文化就是夏文化。
从地理视角看,齐家文化分布于东西交流要冲,正是三大高原结合部或过渡地带,有山有水有草地宜农宜牧;生态多样性为孕育或接受文化多样性提供了条件。同时,齐家文化也位居东亚季风尾闾地带,夏季降雨与融雪重叠容易造成洪水,而神话传说中大禹治水积石山、合黎山、鸟鼠山、渭水、黑水或弱水等均位于齐家文化分布区。
齐家文化玉器璧琮组合源自新石器时代,刀戈组合和圭璋组合始于青铜时代。玉刀和玉璋主要流行于夏代,是夏代文化标志,亦是齐家文化特色。自三代到秦汉,主要礼器形制正是基于齐家文化玉器造型。三代青铜戈矛刀斧镞来自大西北,齐家文化在青铜之路上承担着连接东西的重任。此外,齐家文化时代洞室墓、男女合葬和火葬开始流行,墓葬形式明显多样化:既继承了东亚新石器时代的墓葬传统,又引进了中亚甚至西亚和东欧的墓葬形式,集欧亚墓葬文化之大成。
总体而言,齐家文化年代上与夏代纪年相当,既是中国国内东西部民族与文化交流的结果,也是东亚传统文化与中亚西来文化相结合的产物。青铜之路和丝绸之路都穿过齐家文化分布区,见证着东西文化在这里交流融合发展。因此,齐家文化是上古世界体系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标志着东亚进入青铜时代,也奠定了华夏复合文明基调。
中新社记者:从青铜之路到丝绸之路,古代东西文化交流连绵不绝,对中华文明形成发展、中华民族性格塑造有哪些深远影响?
易华:中国有个成语叫“化干戈为玉帛”,也与青铜之路东西文化交融有关。以“玉帛”为特色的定居农业礼乐文化起源于东亚,以“干戈”为象征的青铜游牧文化来自中亚,两者代表着“祀与戎”有机结合形成中华文明。
夏朝建立之前,东亚大地以定居农业为经济基础,玉帛古国林立,包括辽宁牛河梁、安徽凌家滩、浙江良渚、湖北石家河、陕西芦山峁、山西陶寺遗址等,都是玉帛古国遗存。其中,石峁遗址表明,随着青铜之路东西文化交流深入推进,中华文明在新石器时代定居农业经济文化基础上吸收青铜游牧经济文化形成复合文明,古代中国从玉帛古国进入干戈王国,“金戈铁马”的青铜游牧文化直接参与建构华夏文明,并推动中华民族形成“玉帛”“干戈”双重性格。
“玉帛”是礼乐文明,象征软实力;“干戈”是王国文明,标志硬实力;化干戈为玉帛,则是软硬结合彰显中华文明的特色巧实力。中华文明是刚柔相济的复合文明,具有顽强生命力。在夏商周三代,中国西北是开放前沿,是东西方文化交流和南北文化融合的核心区,进而发展成为欧亚大陆心脏地带和古代世界历史地理枢纽。
从青铜之路到丝绸之路,再到今天的“一带一路”建设,中华文明传承发展一直延续着伟大的开放包容性,秉持“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理念,不断吸收、融合优秀外来文化而充实、丰富中华民族自身文化,促进“美美与共、世界大同”,于世界体系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完)
受访者简介:
易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长期从事游牧与农耕民族关系史研究,致力东西交流与华夏文明形成研究,试图阐明青铜时代世界体系与中国之诞生,发表《青铜之路:上古西东文化交流概说》《从万里长城到避暑山庄——中央王朝与游牧民族关系模式的转换》《青铜时代世界体系中的中国》等论文,代表作《夷夏先后说》(专著)化解了中国文明本土起源说与外来传播说的矛盾,《齐家华夏说》(专著)探索了华夏文明形成过程。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