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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仲博彩票平台注册网2024-07-04 17:48

6年来最大跌幅！苹果上季度营收降5%，iPhone销量降8%不及预期******

　　澎湃新闻记者周玲

　　由于iPhone和Mac销售下滑，苹果第一财季营收同比下降5%，这是自2019年3月以来首次营收同比下降，更是2016年9月以来最大季度降幅。

　　2月3日，苹果披露了截至2022年12月31日的2023财年第一财季业绩。期内营收为1172亿美元，同比下降5%，这创下了自2016年9月以来最大的季度营收降幅，华尔街预期为1214亿美元；净利润为299.98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的346.30亿美元相比下降13%，每股收益1.88美元，低于分析师预期的1.94美元。

　　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Tim Cook)表示，上季度业绩受到了三个因素影响，强势美元、iPhone 14 Pro和iPhone 14 Pro Max的生产问题以及整体宏观经济环境。

　　分产品来看，iPhone和Mac收入出现下滑，未达预期。其中，iPhone收入为657.8亿美元，同比下降8.17%，分析师此前预期为678亿美元；Mac收入为77.4亿美元，同比下降28.66%，分析师预期为94亿美元；其他产品收入为134.8亿美元，同比下降8.3%。

　　苹果的iPad保持增长，收入为94.0亿美元，同比增长29.66%，这块业务超出之前预期。此外，苹果服务收入207.7亿美元，同比增长6.4%。苹果本季度的毛利率为42.96%。

　　分区域看，本财季苹果在所有区域市场都出现了营收同比下滑，其中大中华区市场营收239亿美元，上年同期为258亿美元，下降了7%。

　　不过，从整体来看，iPhone在这一季度表现好于其他品牌。Counterpoint Research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第四季度下降15%。iPhone的市场份额为23.7%，在本季度的所有制造商中名列前茅。

　　苹果没有提供当前财季(截至3月底)提供业绩指引，自2020年疫情以来，苹果就一直没提供业绩指引，分析师预计，苹果第二财季的销售额将达到980亿美元左右。

　　苹果首席财务官卢卡·马埃斯特里(Luca Maestri)表示，截至3月季度第二财季收入与12月季度的同比趋势相似。马埃斯特里表示，服务业务预计将增长，但Mac和iPad的销售额预计将同比下降两位数。苹果补充道，与12月份相比，3月份的iPhone销量将减少。

　　CNBC报道称，苹果公司上季度的表现令人震惊，其近七年来首次盈利低于普遍预期。《华尔街日报》称，这是苹果近四年来，季度营收首次同比下降。

　　过去三年因全球疫情，居家办公和学生在线上课曾拉动苹果设备销量上涨，但如今全球经济逆风给苹果带来了挑战。

　　库克告诉CNBC，部分原因是美元走强，如果控制住800个基点的外汇逆风，苹果在大多数市场都会增长。

　　库克解释，iPhone 14 Pro和iPhone 14 Pro Max在本财季的供应大幅减少，这意味着向客户销售的产品更少。苹果在中国的iPhone装配厂受到了疫情影响，苹果公司在11月份就此事向投资者发出了警告。

　　库克说：“我们在11月6日发布了这方面的最新消息，并持续到了12月的大部分时间。”不过，库克表示，现在的产量已恢复到苹果满意的水平。

　　库克还透露，苹果将很快在印度开设第一批零售门店。印度由于人口众多，其手机市场也吸引了全球手机厂商，苹果一直试图扩大在印度的销量，公开信息显示，苹果已经将部分iPhone放在印度制造。

　　去年第四季度也是整体消费电子的寒冬，各个品牌季度销量都出现了大幅下滑。据市场调研机构IDC的数据，去年第四季度出货量同比下降18.3%，至略高于3亿部。2022年全年出货量下降了11.3%，是10年来的最低水平。

　　库克表示，充满挑战的宏观经济环境损害了iPhone的销量、Mac的销量以及苹果手表等可穿戴设备的销量。iPhone和Mac的销量同比下降。苹果的其他产品类别，包括AirPods等耳机和Apple Watch等可穿戴设备，下滑超过8%。

　　苹果也为投资者提供了一些亮点。比如，苹果拥有20亿台活跃设备，包括iPhone、Mac、Apple Watch和其他产品。这比去年1月公布的18亿个活跃设备有所增加。库克表示，安装量的增加是因为人们从安卓系统转向iPhone，并首次购买了苹果手表。

　　基于苹果庞大的活跃用户，苹果的服务业务稳定增长。期内，苹果公司的服务业务增长了6%，超出了分析师的预期。

　　苹果管理层表示，云服务、包括Apple Pay和Apple Card在内的支付以及音乐是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库克补充说，苹果员工正在测试一项“现买现付”功能，该功能将成为服务的一部分。

　　自去年底以来，包括微软和Meta在内的多家美国科技公司开始裁员，以削减开支成本。库克表示，苹果正在削减成本，招聘速度更慢。与许多竞争对手的科技公司不同，苹果并没有宣布裁员。“我们也认识到我们所处的环境很艰难。因此我们正在削减成本。我们正在削减招聘，我们对招聘的人员非常谨慎和慎重。”

　　截至2日美股收盘，苹果涨3.71%，报收150.82美元，盘后跌近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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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中外对话 | “银发浪潮”汹涌而来，世界能给中国哪些启示？******

　　中新社北京6月8日电题：“银发浪潮”汹涌而来，世界能给中国哪些启示？

　　中新社记者阚枫

　　当“老龄化”伴随“少子化”，“一老一少”成了很多国家面临的世界性难题。

　　2021年的中国经济数据显示，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2亿，占全国人口的14.2%，已达到“中度老龄化社会”的指标。

　　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遇到“银发浪潮”，如何将“老年负担”变“长寿红利”，这是中国必须攻克的大课题。

　　环视全球，西欧是最早开始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地区，而亚洲国家中，日本、韩国都有应对老龄化的丰富经验，东西方社会可以给中国提供哪些“他山之石”？

　　就此，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邀请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林玲子，韩国东国大学原社会学教授、中国研究所所长金益基，荷兰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和荷兰跨学科人口研究院(NIDI)访问学者、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和公共政策教授、老龄化中心主任贝斯图与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杜鹏展开对话。

　　专家们表示，老年人群并非社会负担，而是巨大的社会资源。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并不一定由人口数量决定，而在于人口政策能否最大化激发人力潜能。中国需要适应新的人口现实，充分利用所拥有的人力资源，释放社会中人口的全部潜力，从依靠“人口红利”转向收获“人才红利”。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与人口数量相比，人口政策更重要

　　杜鹏：对于老龄化，中国舆论中出现了对人口抚养比和经济增长动力削弱的忧虑情绪。在人口政策调整和社会配套跟进方面，日韩两国有什么需要特别提醒中国的经验之谈？

　　林玲子：社会经济发展并不一定由人口数量决定，而在于人口政策能否最大化发挥人力潜能。一个能够充分发挥现有人口能力的政策，比单纯的人口数量更重要。亚洲国家必须适应逐渐增多的老年人口，从而相应地调整政策。

　　金益基：韩国社会已经历过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口变化的主要阶段，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开始下降。现代化、社会经济发展、人口计生政策等社会经济因素都对韩国人口变化产生了影响。1996年开始，韩国政府改变了政策风向，由限生转向促生，但这为时已晚，日本和韩国的促生政策都没有收到实效。

　　杜鹏：贝斯图教授在新近的学术论文中认为，如果人力资本得到快速增长，低生育率可能不会对中国未来几十年的持续发展构成大的障碍。能否概述得出这一结论的过程？

　　贝斯图：这是基于沃尔夫冈·卢茨提出的“人口新陈代谢”概念得出，即一个人口老龄化社会，如果受教育程度相对更高，人们的技能水平相对更高，且人力资本的改善可以转化为生产力提高，这种人力资本的转变就可抵消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影响。中国需要适应新的人口结构现实，释放社会中人口的全部潜力，而不仅仅是创造和要求更多的人口资源。

　　让年轻人生孩子，什么才是他们最想要的？

　　杜鹏：应对低生育率，世界不少国家的经验大致分三个方面：从产假、育儿假等方面给予时间支持，从津贴、减税等方面给予经济支持，从托育照护等方面给予服务支持。从大家的经验观察，年轻人想要的是什么？

　　林玲子：日本人尤其是男性，通常工作时间很长，所以日本一直以来都尝试着对工作风格、工作方式进行改革。但是最大的影响是新冠疫情带来的，居家办公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尤其是2021年，结婚率上升了。如果远程办公、弹性办公方式继续下去，可能会给年轻人创造比较好的条件。除此之外，产假和陪产假，还有诸如津贴等经济支持也很重要。

　　金益基：韩国政府效仿北欧国家的“工作—家庭平衡”政策，但是韩国政府没有做到为工作女性提供充足的福利，甚至对男性来说也没有一个切实有效的环境(提高生育率)。提高生育水平，弹性工作和陪产假都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韩国年轻人最想要的。

　　贝斯图：工作单位政策必须要和国家政策同步，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同时也要在家庭内部平衡男女角色，男女双方都应在照顾孩子和家务中作出同等贡献。

　　少子化和低生育率本身，与其说是一个生育问题，不如说是社会其他问题的表征。比如年轻人要照顾孩子、父母、伴侣的父母，压力太大，政府确实想支持生育，但要想达到目标，可能要先在老年护理领域投入资金，去分担劳动年龄人口肩上的担子。

资料图：一些孩子在家人的带领下走进农田参与劳动。中新社发王俞摄图片来源：CNSphoto

　　应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

　　杜鹏：老年人群并非社会的负担，而是巨大的社会资源。在开发“银发资源”方面，日韩的经验能给中国带来哪些启示？

　　林玲子：不能认为老年人寿命的延长会带来社会负担。日本人口确实是在减少，但预期寿命每年都在延长，这就意味着，增加的老龄人口放缓了整体人口减少的趋势。传统意义上的劳动人口确实在减少，但是如果考虑到健康的老人数量在增加，那么实际劳动人口并未大幅减少，我们要做的是促进就业，促进老年人就业。

　　金益基：韩国正制定各种计划为老年人创造就业机会，制定了各种扶持计划。我们成立了韩国老年人力开发院，全面统筹相关工作，该机构正致力于为老年人提供适当的就业机会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

　　杜鹏：贝斯图教授近期在文章中写到，中国要适应人口格局的巨大变化，逐步从依靠“人口红利”转向收获“人才红利”。西欧国家在这方面有哪些经验和教训可供中国借鉴？

　　贝斯图：每当讨论老龄化带来的负担时，我们必须准确地定义“负担”所代表的实际含义。我之所以谈到这种人力资本红利，是因为如今的年轻人与50、60、70年前的年轻人有很大不同。他们所掌握的技能、面临的机遇，如果被转化为更高的生产力，实际上就可以产生这种红利。我们应该考虑如何改进劳动力市场的整体结构，而不是把老年人或60岁以上的人群割裂出来看待。

资料图：辽宁沈阳一公园内，一群爱好冰球运动的退休大爷组建冰球队进行比赛。

　　如何让人们接受“延迟退休”？

　　杜鹏：当前，“延迟退休”是中国社会热度较高的话题，其他一些国家也同样面临这一问题，如何在全社会达成延迟退休的共识？又如何做好配套制度安排？

　　贝斯图：在英国，退休和养老金之间的联系已不那么紧密，没有所谓的退休年龄。你的公司不能强迫你在60岁或65岁，或其他任何年龄离职，除非有一些非常具体的正当理由。这与养老金年龄不同，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仍然是固定的。所以，你可以选择退休，选择离职，但你无法在特定年龄之前领取养老金。这可以防止人们在他们真正想离职前就被迫失去工作。

　　人们说这会剥夺年轻人的工作，让人工作到六七十岁会增加年轻人口的失业率，但我认为这种说法缺乏证据，我们应该考虑人们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如何承担不同的工作。

　　林玲子：我们必须区分退休年龄和领取养老金年龄。日本正将养老金领取年龄从60岁提高到65岁，但我们决定不再往后延迟，因为保持养老金体系可持续性很重要，这样人们才会信任它。目前，我们可以选择从70或75岁开始领取养老金，如果延迟领取，获得的养老金会更多。

　　至于退休年龄，必须让它变得灵活，这样未来工作市场才能更灵活。我们可以为人生设立一个“第一工作阶段”，从20多岁到50岁，这个阶段，我们会结婚生子。到了50岁，孩子长大成人，就可以开启“第二工作阶段”，从50岁开始积累新的经验。我们可以工作到60岁或70岁以后，甚至80岁或100岁。这种退休年龄的设定是创造新型社会或适老社会的关键。(完)